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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ack I.C. Huang／The World 2.0

邁入 2024 全球大選年，世界中各種動盪依舊持續著。不只宏觀的氣候變遷與經濟不景氣持續，各地區地緣政治不穩與小規模的衝突也頻繁發生。

而在從年初至今，眾多持續被大小衝突覆蓋的國際新聞版面中，有一系列的新聞，雖未引起台灣媒體太多關注、卻讓筆者格外關心，那就是年初時在歐洲遍地開花、所謂的「拖拉機革命 / 拖拉機抗爭」：

世界各國領袖去年底剛在杜拜參加完 COP28，風風光光的氣候變遷大會看似做出許多具體的承諾，但在另一邊的歐洲大陸，戰爭與通膨卻讓再也忍受不了的農民們「遍地起義」。農民們的抗爭從荷蘭、德國、法國、比利時到義大利等地隨處可見，他們紛紛開著農用牽引機（俗稱拖拉機）上高速公路，堵住大城市的重要聯外道路，企圖用這樣的方式，向當權者表達高度不滿。

而他們憤怒抗議的主軸之一，竟正是被許多人視為全球共識的「節能減碳、永續環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綠色新政」竟召來拖拉機圍城──歐洲農民的生存困境

眾所周知，極端氣候會影響農作收成，因此維護永續環境「理論上」與農牧業者的長期利益是一致的。然而任何牽涉到農業規範的氣候法案，卻也同樣對產業造成深刻、甚至更為立即的影響。

比起世界其他地區，歐洲的農民還算「小康」了，不過因為長期通膨加上烏俄戰爭，各類能源、化肥、運輸成本的上漲早讓他們吃不消，歐盟已行之有年、向來被視為國際永續標竿的「綠色新政」（Green Deal），因近期多項有關農產業的規定即將上路生效，更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中規範了一定比例的強制休耕、農藥禁令、氮肥使用限制，甚至引入碳稅與維護生物多樣性的法規，因而大幅拉高了農民們的生產成本。

為何「綠色新政」會影響農業政策、甚至影響農民生計？在這裡先幫各位讀者「科普」一下這個歐盟執委會於 2019 年推出的重要政策：它的目的在納入永續發展（SDGs）與人民福祉作為各歐盟會員國的公共政策核心，用以達成幾個極具野心的目標，包含 2030 年的總體碳排放量要比1990 年減少至少 50∼55％，同時到了 2050 年，歐盟不僅要達到淨零（Net Zero）排放，更要成為全球第一個氣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的大型經濟體。

其中，關於農牧業的部分，有許多項新的規定陸續施行，包括為維持地利恢復，強制（歐盟全境）4% 的農地輪流休耕，以及各種降低排放的要求，當中尤以各項控制甲烷排放的嚴格措施，最讓農業（氮肥）和畜牧業者（石化產業外甲烷排放量最大的產業）叫苦連天。

等等，不是控制「碳排」嗎？跟甲烷有什麼關係？這點在 COP 會議上其實已經被討論、強調過多次：所謂造成極端氣候的元兇「溫室氣體」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重要的角色。二氧化碳本身在大氣中的生命週期大約是 200 年（亦即工業革命時期產生的二氧化碳，可能到現在都尚未散去）；甲烷的生命週期則只有 8 年，雖說以存續期來講遠不及二氧化碳，但它對地球增溫的效應卻高得多。因此，無論歐盟或聯合國最新的氣候高峰會，都紛紛對限制甲烷排放祭出非常嚴厲的措施──畢竟要降低溫室氣體，排除甲烷確實是個立竿見影的辦法。

然而，也正因為歐盟和歐洲各國政府希望在永續政策上盡快產生成效，以達成每年宣示的「KPI」，紛紛採用對許多農牧業者而言過於激進的「改革措施」，再加上各項跨區自由貿易協定的陸續簽訂，已立即影響到農民們的既有權利。

簡言之，對許多西歐與南歐的小農戶來說，根本不用等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光是現階段要符合新規的生產過程就已經入不敷出，不少小農甚至需要長期仰賴政府補貼或低收入補助，才能養活一家子的人。

「先救我孩子、再救北極熊」

在歐盟各處遍地開花的圍城抗議行動中，有人高舉著「先救我孩子、再救北極熊」的標語，讓人陷入深思。

貧窮與相對剝奪感、生存危機感導致憤怒，而憤怒會讓人更關注眼前最直接的利益，而非那些可能還要幾十、上百年後才會發生的問題，這是人之常情。氣候危機與經濟發展都攸關人類的生存與社會的穩定，但前者產生的負面效應緩慢且長遠，而後者往往造成立即的影響（且能夠左右政局）。

當然，在環境與溫飽之間並非只能簡單粗暴的二選一，我們當然期待更成熟和創新的方式，可以去兼顧不同面相，為全球性的問題尋求解方。北極熊與孩童都不該餓死，但在資源有限、時間緊迫，該怎麼做才能顧及人類最大的共同利益？又或者，至少造成的犧牲最少？這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了。筆者 2021 年曾撰文分享當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複雜系統理論」，長年研究氣候變遷、更被視為用科學證實地球暖化模型先驅者之一的諾獎得主 Syukuro Manabe 曾言：「複雜的問題，從來沒有簡單的解方。」更提醒著眾人，世界是由無數複雜且極可能無序的系統所組成，要真的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必須深入了解問題成因、以及各個隱藏在表象之下的「變量」（variables）才行。

目前在歐洲出現的問題，若用最簡化的方式來說，其實不脱「環保」與「發展」之間的永恆兩難習題：一邊是氣候正義與多元物種的存亡，一邊是農糧安全與農民的生存危機。歐盟想做引領時代的綠色行動先行者，進步派領導人在各種大會上無不振臂疾呼，要人們「為後代子孫、全球共同命運著想」；但現實卻是歐洲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不如預期，加上戰爭與原物料短缺，人們（不只農民）在高通膨與高失業率下，要維持過往的生活品質越來越不容易。因而社會中不滿與憤怒的聲音也不斷升高──他們憤怒與抗議的對象，包括對這個在都會菁英階層中早就視為「普世價值」的永續議題。

動盪不安的氛圍持續籠罩的更不止歐洲，也擴散到北非，中南美，乃至亞太地區。

極右勢力趁勢崛起

當這股不安或不滿的情緒持續蔓延，更必然也早已影響了全球的政治局勢。

歷史告訴我們，當社會中最廣大的基層民眾高度不滿現況，或是宏觀的政策無法滿足多數人眼前正面臨的需求時，極端主義就很容易趁勢而起：法國「女版川普」瑪琳．勒朋近期再度頻頻活躍於媒體，根據當地媒體民調，她甚至獲得不少原本偏中立選民的支持；德國「另類選擇黨」則早在幾年前就因反移民反難民的議題，在不同的區議會和小城鎮選舉中攻城掠地；荷蘭更是在去年11 月由極右派自由黨（PVV）領袖 Geert Wilders 贏得大選，雖尚未組閣，但一向自由開放包容的荷蘭路線向右傾斜，為歐洲政壇投下不小的震撼。

不少政治經濟學家紛紛示警，現在的歐洲局勢與二戰前有多處相似之處，但願 21 世紀的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只不過一個越來越右傾的歐洲，以及即將在 6 月 9 日，歐盟 27 個成員國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若右翼或極右翼人士取得多數，「綠色新政」的推行只怕愈加受挫；更有學者擔心，未來若出現一個分崩離析的歐盟，無疑會助長更多提倡排外、反對國際合作，甚至含有種族主義思想的政治領袖，在各國興風作浪。

格蕾塔 vs. 普丁

回到氣候正義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坦白說我沒有答案，但在這裡不妨分享一個真實故事，來說明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來自瑞典的「環保少女」格蕾塔（Greta Thunberg），相信大家在大量媒體報導下，已不陌生。但今天要說的是她和俄羅斯總統普丁的「隔空交鋒」。2019 年，當時格蕾塔剛進行完那知名的「UN 演說」後不久，她聲色俱厲的指責場內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們，若不採取立即的氣候行動，就是對下一代人極不負責任的作法。言談間，更特別指名幾位國家領袖，包含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內，豈能容忍如此高的碳排放，卻又不願清楚的制定減排的政策、採用更環保永續的再生能源？

「這太不負責任了，作為大國不該如此，你們讓我們失望（You are failing us）！」格蕾塔憤怒地說道。

而這段後來被傳遍全球的言論，在 2019 年 10 月的俄羅斯舉辦、普丁也出席的一場國際能源論壇上，被主持人在全球媒體前拿來詢問普丁是否認同、並具體做出減碳承諾。不難想像，當時現場媒體全都立起鏡頭，希望能捕捉到普丁出現激烈反應或拒絕回答的「精彩畫面」。

出乎意料的，普丁只是淡淡回應道：「我可能會讓你失望，因為我不像其他在場來賓一樣對格蕾塔的發言充滿熱情，當然年輕人關注現實中包含環保在內的重大議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沒有人告訴格蕾塔，今日世界是極為複雜且不斷變動的，好比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當地人都希望能和瑞典人一樣富裕。但要怎麼辦到？要他們全都使用在非洲已被大量使用的太陽能嗎？有人解釋過這些新能源的成本嗎？這些（更環保的）新能源目前更適合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他們（開發中國家人民）追求瑞典式的富足生活，你何不去告訴他們，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將會（為了快速採用再生能源）持續貧窮 20、30 年？」

「……總歸來說，我們還是支持再生能源的研發和創新，只是我們必須更面對現實一點。」

（以上為節譯，現場版本請見下方 BBC 的新聞連結。有件頗值得觀察的事情是，即使到了烏俄戰爭爆發後，仍有不少來自英美的網友在影片下方留言表示：「在這件事情上，我贊同普丁。」或抨擊 BBC 下的標題「普丁批評格蕾塔」過於偏頗，認為他只是說出事實而已。）

當然，這裡舉這個例子，筆者並非認同普丁的觀點、更絕不是在推崇普丁個人，只不過他的言論，與此事件後續的輿論發展顯不如當初西方主流媒體所預料，卻確實點出了全球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與發展脈絡、甚至不同社會經濟階級之間，面對全球性議題提出解方的困難，與資源有限且分配不均的現實窘境。先餵飽人民，還是先對抗暖化？兩者之間就算不是零和遊戲，那第三條路徑又在哪裡？創新與科技是解方嗎？政策又該如何拿捏？

北極熊與飢餓的孩子，他們都需要被關注，但要兼顧彼此，又何其不容易？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先救北極熊還是先救我孩子？──歐洲「拖拉機革命」背後的兩難習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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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Jack I.C. Huang，台北人，倫敦大學主修國際經濟與全球化管理，畢業後回到亞洲。先後任職於聯合國亞太投資貿易處（TID）與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OICT），協助 fuel management 系統開發和支援維和部隊的運作，必要時得出差前往剛果、南蘇丹、索馬利亞與象牙海岸......。 足跡走遍世界 20 多國，曾旅居紐約、舊金山、首爾、北京、新加坡、歐洲等地。 喜歡接觸新事物，腦子裡總是有左派與右派的思想不停衝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