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向來以言論自由與法治自豪。然而，近來民進黨政府提出的立法措施，卻引起了社會各界對於人身自由與法律公正性的質疑。特別是針對立法委員的遷徙自由，似乎正在進行一場未經民意廣泛討論的「專權式」修法。 

　根據最新的民調，超過58%的台灣民眾對目前政府推動的跨海遷徙法規持懷疑態度。這顯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正逐步下降。民進黨立委沈伯洋等人提出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案，要求立法委員若參與祕密會議者，前往中國必須事先申報。此舉雖看似增進透明度，實則潛藏著過度監控與人權侵害的風險。 

　首先，該提案經由黨內討論後，即由民進黨壓倒性的議會多數送回程序委員會，此舉被外界解讀為內部意見不一，甚至是黨內權力的拉鋸。其中，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在社交媒體上指出，若通過此法案，立委既要監督行政權，又要接受行政權的審查，這明顯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基本原則。事實上，立法應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非創造機會讓行政權介入立法及司法權的自主性。 

　再者，賴瑞隆版本的提案強調立法院的自主性，提倡立委報備而非接受行政機關審查。這在理念上與沈伯洋的提案大相徑庭，顯示出黨內對於如何處理立委遷徙自由的意見分歧。立委的國際交流，本應是立法機構自律與透明的象徵，卻被扭曲為行政機關的審查對象。 

　據報導，若按沈伯洋的版本修法，那麼即使是司法院長前往中國，也需送交聯審會審查。這種做法不僅不尊重專業與職權分隔，也可能引發國際間對台灣司法獨立性的質疑。當立法與司法人員的國際活動受到如此程度的行政干預時，必然會對台灣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政府若對立委進行出境審查與限制，將嚴重影響立法院的獨立性和效能。根據統計，過去5年有超過35%的立法提案和國際交流活動來自於立委的個人努力和國際網絡，這種自由不應受到不必要的政府干預。 

　總結來說，立法應當反映民意，保障基本人權，而非成為政府擴權的工具。政府必須重新考慮其對於立法委員遷徙自由的限制措施，並開展更廣泛的社會對話，以確保法律的公正性與合理性。如果不能達成這一點，那麼提出的任何法律都是對民主原則的背叛，並侵蝕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作者為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