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議會議長選舉疑似賄選案，議長雖被起訴，但一審法官卻判一票人等無罪，理由是「換票」而不是「買票」，歷史果然會重演，在60餘年前的台南，就有人選舉時，以電影票換選票。

戰後，日本人淨身遣返，留在台灣的財產，古玩、衣服、用品等動產擺地攤，向台灣人換可吃的糧米食物，房屋這樣的不動產，能賣就賤賣，不能賣的送給台灣人夥計，來不及處理的，被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委員（有人稱為「劫收委員」），先圈地給自己，剩下再列冊歸公；當時台南有位幸運兒，日本老闆把安南區的大遍魚塭，和市區近運河盲段的兩家電影院送給他，頓時從小夥計，搖身一變成員外。

當時歷經228事件後，社會一片肅殺，國民黨為收攬人心就開辦選舉，經由入黨、提名、配票或作票、買票而當選後，將一些有錢商人或仕紳納入黨國體制，以鞏固國民黨政權；台南真正的有錢人是很低調的，而且刻意和國民黨保持距離，但一些暴發戶的商人卻想經由選舉而攀附當權者，經由參選、買票、當選，取得議員名號後就海闊天空，先「以錢換權」，然後再「以權固錢」，或是「以權賺錢」。

的確很多台灣人一有錢就「嬈尻川」（屁股癢），沈不住氣，想選舉當議員，這位新科員外就是其中的一位，剛開始他落選，但找不出原因（套用當代話語，會說是「自己努力不夠」）；有一天他去巡視魚塭，看到夥計餵魚，魚飼料一撒，虱目魚蜂擁而至，他和牛頓在樹下被掉下來的蘋果打到一樣，頓悟！選民如同虱目魚，好處一撒，選票就會蓋給你。

於是，「頓悟」的他開始就送自家電影院的招待劵，不劃日期與場次，只要不客滿，隨時可看；電影是沒有庫存的商品，這一場有座位沒賣掉，也不能累積到下一場來賣，所以送自家電影院的招待劵無傷，不會賠錢，而且早年沒有電視，也無KTV，晚上唯一的娛樂就是到廟口看歌仔戲或布袋戲，看電影是要花錢的，屬高價的娛樂，也是高尚的社交活動，所以送電影票很受歡迎，果然這位員外當選了議員。

但幾次下來，電視開播了，電影票不稀奇，於是電影票之外再加送味素，所謂味素就是烹飪調味用的味精，在早年是高級品，味素不是自己做的，要花錢買；後來選民胃口養大，也不要味素了，就改送現金，每次選舉就白花花的銀子往外送，選了幾次，魚塭賣了，電影院也賣了，沒有錢，國民黨再也不提名了，畢竟早年國民黨縣市黨部主委的提名準則，就是「提前（錢）來見」，員外花自己的錢，幫別人「鞏固政權」，到頭來果然是一場空。

台灣選舉不是國民黨帶來的，也不是日本政府或天皇「恩賜」的，而是林獻堂等先賢出錢出力爭取來的，沒錯，民主不會天上自己掉下來，要靠自己的拚搏。

日治時代，大正10年（1921年）台灣士紳林獻堂等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議會，賦予自治權利。歷經14年、15次赴東京請願，日本政府屢以違反「內地延長主義」精神而拒絕；昭和10年（1935年）4月1日總督府終於公佈「台灣自治律」，將議員的半數名額開放民選，台灣當時行政區域劃分為5州、7市、34街、323庄，根據公民數再計算議員名額。自治律主要內容為（一）州設州會，市設市會，街庄為協議會，州市會為決議機關，街庄會為諮詢機關；州、市、街、庄住民具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二）市會議員、街庄協議員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產生；（三）州知事、市尹及街庄長仍為官派。

台灣人雖有選舉權，但仍訂有資格限制，「獨立生計，年滿25歲以上，設籍滿6個月，並年納五圓以上稅額之男子始擁有投票權」，此外登記選民還需經警察派出所証明為「良民」，除上述的法律必要條件外，還有一項充分條件，就是選民還得識字，因為選票不是圈選的，而是要選民用日文片假名寫出候選人的姓名，因此候選人得忙著教選民寫自己的名字。在此限制下，日本人雖然人少，但登記為合格選民的，卻遠超過台灣人。

台灣第一次選舉《第一屆市議會員、街庄協議會員選舉》在該年11月22日舉行，投票率高達96.7﹪，是往後選舉不可能超越的數字；此次選舉可使用之運動方式（即選舉活動）包括家庭訪問、政見發表會、印發傳單及標語等，日治時代的選舉，台籍候選人都是知識份子，以服務桑梓或向日本帝國「嗆聲」而參選，要「權」或許有，但要「錢」的應該沒有，所以當時選舉並無請客邀宴，更遑論買票賄選。

日治時代的選舉一共舉辦兩次，1939年11月21日辦理第二屆市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日本殖民政權的選舉是「半」自治式的－一半民選一半官派，這和國民黨兩蔣時代外來政權的選舉倒是有些類似，兩蔣威權統治期間的選舉只有地方層級的選舉，而沒有中央民代與省長、總統的選舉，換言之，不管怎麼選，都不會撼動日本人或國民黨的統治基礎。

1949年國民黨倉皇辭廟，敗戰來台，但1950年即開辦縣市議員與縣市長選舉，1951年選舉省議員，蔣介石的國民黨是威權統治，並非民主政黨，但為什麼會如此積極推動選舉？有幾個原因，主要是228事件後，台灣人疏離，因此必須以選舉收編台灣菁英，將士紳納入黨國體系運作，同時在選舉提名與運作中，刻意培養派系，鼓勵賄選，以台治台；當然，以選舉來爭取美國支持也是重要考量因素，畢竟當時風雨飄搖，必須靠美國震懾局面，而美國爸爸常以是否民主來決定支持對象。

戰後台南選舉，有一些人與事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必須提到蘇南成，蘇南成是台南選舉傳奇人物，生於日治時代1936年，成大會統計畢業，擔任中學教師，1964年以無黨籍選市議員，落選，1968年加入國民黨經提名，當選；1972年選市長，爭取黨內提名未果，脫黨參選，落選；1973年再選議員，當選；1977年與黨外省議員蔡介雄聯手，兩人分別參選市長與省議員，在政見發表會，兩人演雙簧，蔡介雄扮「壞人」，罵國民黨以爭取「反感票」；蘇南成則當「好人」，提到行政院長蔣經國，必冠「賢明」二字，提到蔣介石，則肅立敬稱「偉大」，口口聲聲「主義領袖」與「愛鄉愛國」，贏得許多公教票與軍眷票；事後，兩人雙雙當選。

1981年市長連任成功，但市長只能連任一次，為求後路，1982年重返國民黨，宣稱「今後在國民黨領導下，決定全心全力為黨國、為地方效力」，蘇南成的選民基礎在小攤販，當時赤崁樓前至博愛路，入夜後就成民族路夜市，都是賣吃的，蘇南成第二任在東區的水溝上蓋了所謂的「觀光城」，然後將民族路夜市通通趕到水溝上，「觀光城」現在成了台南的盲腸，生意不好，破舊，住戶趕也趕不走。

離開台南，重新入黨的蘇南成果然成了官派高雄市長，也當國民黨不分區國大代表，與國大議長；早期和現在一樣，果然拿對「黨證」就一路通行無阻。

蘇南成還有一樣創舉，他為選舉出了一本自傳《絲瓜棚下》，說自己家貧，父親是賣豆花的，自己小時候就在庭院的絲瓜棚下苦讀考上大學，這是台灣選舉書的鼻祖，而且成了典範，台灣人莫名偏愛窮人參選，1994年陳水扁選台北市長的《木瓜乾與大冰箱》，就是講自己家窮，以為烏魚子就是木瓜乾，也把吳淑珍的塑膠衣櫥當作大冰箱。

另一個例子是1991年二屆國代選舉，有一席婦女保障名額，只要贏對手1票就贏了，國民黨提名前任市長夫人，民進黨提名唐碧娥，雙姝對決，唐碧娥採「對比定位」策略，將自己定位為「平民」，將對手定位為「貴族」，整個選戰主軸就成了「平民戰貴族」，對手是市長夫人，文宣中猛打「市長八大罪狀」，醜化市長任內的「劣績」，並將對手描述為「不愁吃穿，有家族做靠山的少奶奶，終日美酒咖啡，周旋在名流之中的交際花」，而自己卻是「出身貧寒、賣虱目魚粥、靠打工赴日留學的平民女性」。

國民黨由於處於優勢，認為「上駟」不需陪「下駟」玩耍，所以採「不理會」對策，唐碧娥越打聲勢越高，加上國民黨認為穩贏的，配票錯誤，將票配給其他男性候選人，導致「貴族」市長夫人以千餘票之差落選，但當選落選有差嗎，市長夫人輸了，仍然回去教書，過貴婦生活，贏的唐碧娥，從此落入選舉萬丈深淵，一路選了30幾年。

還有一個例子是國民黨籍「五百元市長」，市井風傳他以每票500元買票當選，就職典禮時有市民撒500元假鈔諷刺他，任內放任安平第一街住戶拆屋拓寬，開挖海安路地下街，說要做商場，結果變成養蚊子；此人卸任後，果然市長寶座拱手讓給民進黨，從1997年迄今，已經近30年，都是民進黨執政，民進黨應該頒個獎牌他，稱讚他「功在黨國」。

選舉與政治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台南政治人物多如過江之鯽，選民又記得幾位？謹記，沒錢，不要玩選舉；有錢，也不必花錢幫別人鞏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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