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24年MTV音樂視頻大獎頒獎典禮上，再獲殊榮的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感謝粉絲投票之後，話鋒一轉：“如果你超過18歲，請登記為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投票——總統選舉。”現場掌聲和歡呼響成一片。

這並不讓人意外。就在幾天前，美國總統候選人卡瑪拉·哈裡斯與特朗普的電視辯論剛剛落幕，這位擁有上億粉絲的流行巨星就在Instagram發帖宣布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卡瑪拉·哈裡斯，並配上了她抱著貓咪的照片，簽名“無孩貓女”(Childless Cat Lady)，以抗議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JD Vance）的厭女言論。

泰勒·斯威夫特在中國也有大量粉絲，中文暱稱為“黴黴”。今年她在新加坡連開六場演唱會後，據稱拉動粉絲消費數億美元，引得泰國和菲律賓大發“醋意”。有消息說，上海市政府也曾研究重金聘請“黴黴”去刺激經濟。

如果真有其事，那麼上海市政府最終放棄了努力，在視女權主義為境外敵對勢力的當下中國，顯然是政治上的聰明之舉。“我投票給@kamalaharris，因為她為權利和事業而戰，我認為需要一位勇士來捍衛它們。” 泰勒·斯威夫特在她支持卡瑪拉·哈裡斯的Instagram帖子中寫道，“她選擇競選搭檔@timwalz 讓我感到非常振奮和印象深刻，幾十年來，他一直在捍衛 LGBTQ+ 權利、IVF 和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權利。”單是這兩段話，就可能讓上海市領導感到後怕。

陳奕迅和比約克：偶像們的“愛國”與“辱華”

盡管這並非泰勒·斯威夫特第一次政治站台，但是我們仍然不妨想象一下中國“黴粉”們的反應。

在中國，粉絲們通常要求偶像“遠離政治”。假如一位歌手利用領獎的機會進行政治鼓動，粉絲們會感到不適、不解甚至被冒犯和被出賣，是自己砸自己的場子，還有可能連累粉絲活動，殃及整個娛樂業。

當然，他們把政治表達分為“愛中國”和“辱華”兩類。如果明星熱情地表示喜歡中國，適當地唱一些“愛國歌曲”，粉絲們會感到高興。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會期待偶像在舞台上高喊“支持習近平”之類的政治口號。

像陳奕迅2021年那樣公開“支持新疆棉花”（與因為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鎮壓而抵制新疆棉花的阿迪達斯終止合作）但不“支持新疆人”（為權利和自由而抗爭），粉絲們會認為是迫不得已的舉動。一部分粉絲認為，因為外國反華勢力欺人太甚，陳奕迅忍無可忍，怒而反抗，為國犧牲一己之利益，令人敬佩而又痛心；另一部分粉絲認為，陳奕迅本無心政治，不關心新疆棉花，也無所謂反抗，但是為了中國市場，按照有關部門的要求發表政治聲明，屬實萬不得已，令人替他感到委屈。

“辱華”類的政治表達，在中國境內難得一見，因為層層把關、處處防守的政治審查，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它的發生。倘若還有“漏網之魚”，那就是一場政治事故，從藝人、主辦機構到地方領導，都可能遭到嚴厲懲罰。這時候粉絲們往往不會去譴責以言治罪的中國政府，而會怪罪藝人“不守規矩”、“不遵守合同”甚至“不尊重粉絲”。

例如，2008年3月，冰島歌星比約克（Bjork）在上海舉行演唱會，壓軸歌曲是《宣布獨立》（Declare Independence），曲終高喊“西藏！西藏！”現場觀眾嚇得趕緊逃離。事後，很多中國網民表達對她的批評，其中一位說：“以後國家可能對外國藝人的演出，監控的會更厲害了。害人不淺！”

“我只想好好唱歌”

近二十年來，以湖南衛視為主要推手的中國內地娛樂節目，發展出一種自己的“政治宣言”，那就是“我只想好好唱歌”。在各種歌唱比賽和綜藝節目中，主持人和藝人們不厭其煩地以各種形式發表這種宣言，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參見《長平觀察：，竟無一人是男兒？》

“我只想好好唱歌”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於這種宣言暗含排他性。那些“不只想好好唱歌”的藝人都非我族類，動機可疑。倘若有人在舞台宣稱“用歌聲追求社會公正”，聽上去比較危險；“以音樂推動國家民主”，那一定是走錯了地方，很有可能是政治投機。

這也並非娛樂界的獨家風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遠離政治”是一種政治抗爭的姿態。中國社會剛剛從“文革”噩夢中醒來，人們迫切需要改變政治，但是專制高壓之下，改變政治就是“反革命罪”，大家只好拒絕政治。這也不能直說，於是人們放大一些官方允許的說法，比如“政治不要干預文學”、“政治不要干預音樂”、“政治不要干預電影”……等等。在這種政治環境中，“純文學”、“純藝術”、“純音樂”、“純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宣言。但是，這並不能真正湮滅人們對改變政治的渴望，因此有了全民抗爭的“六四”民主運動。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這些“純”字輩們重新登堂入室，但是換了一種使命。人們生活在政治恐懼之中，但是很多人難以面對沒有盡頭的屈辱，尋求將委曲求全正當化。首先從知識分子開始，“我不敢進行社會思考”變成了“我只想專心做學術”，並被總結為“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聽上去也蠻不錯。隨後，在政治高壓下的市場經濟中，“我不敢抗爭”紛紛演變為“我只想掙錢/寫小說/做藝術/唱歌……”再進一步，這種姿態不僅表示“我不想抗爭”，而且還發展出一系列對政治抗爭的鄙視理論，比如“職業態度”、“技術官僚”、“團隊意識”等等。

“我只想好好唱歌”就是這些理論在娛樂界的實踐。從崔健、李志、盤古樂隊、萬能青年旅店到何韻詩、黃耀明這些抗議歌手和樂隊，要麼被迫扭曲改造，要麼被邊緣化到無人問津。而“海豚音”、“中國風”之類的技巧和風格被無限放大和炒作。

我當然不是說技巧和風格不重要。恰恰相反，在“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瓊·貝茲（Joan Baez）、鮑勃·迪倫（Bob Dylan）、約翰·列儂（John Lennon）、涅槃樂隊（Nirvana）等抗議歌手和樂隊從來沒有遭到“我只想好好唱歌”派的鄙視和抵制的歐美樂壇，從來都不缺少技術和風格，蓋因政治自由才有創作空間。

政治表達與市場代價

很多藝人會擔心政治表達導致市場損失。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也一再宣稱，泰勒·斯威夫特會因為她支持卡瑪拉·哈裡斯而在市場上付出代價。這的確是很多明星在政治和社會議題上謹小慎微的原因。在專制社會更是如此，為香港民主抗爭的何韻詩幾乎失去了所有舞台機會，甚至在私人場所演出都會遭到警察騷擾。

但是，就泰勒·斯威夫特這個例子而言，情況似乎恰恰相反。從2008年的總統大選開始，她就公開支持和推動性別平等、種族平等和槍支管制等政治議題。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她呼籲粉絲登記投票，支持拜登和卡瑪拉·哈裡斯。在此之後，她顯然迎來了音樂事業的更高峰。

去年，她的一部制作成本據稱不足2000萬美元的演唱會電影，收獲全球超過2.55億美元的票房，創下歷史記錄。其巡演更是在疫後蕭條的經濟環境中刺激出了超過5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她成為2023年《時代周刊》年度人物。她的專輯《午夜》（Midnights）也在今年的格萊美獎上斬獲“最佳流行專輯”和“年度專輯”兩項大獎，成為史上首位四次獲得格萊美年度專輯獎的藝人。

我相信中國的“黴粉”們也會為她感到高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們看到，“我只想好好唱歌”並不是藝人的緊箍咒。包括“無孩貓女”藝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有政治表達的權利。也只有這樣的權利得以實踐，尤其是女性的獨立力量得到展示，才有人能夠“好好唱歌”。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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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