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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籍基隆市長謝國樑罷免案，在10月13日的投票結果，以同意票86014對不同意票69934，約一萬六千票的差距，宣告不通過。這樣的結果，對於國民黨來說，可謂是喜憂參半；對於台灣社會而言，也是到了對罷免程序與對象進一步思考的時刻。

一、拆樑的起因與過程

謝國樑罷免案之所以能進入到最終階段，是三項主要事件交織使然：電動機車爭議、東岸商場爭議、青鳥運動外溢效果。

電動機車，是謝國樑競選期間的主政見之一，主張勝選後免費提供就業青年Gogoro電動機車，但是在勝選後，改成其他廠牌，還一度傳出該廠牌在基隆沒有換電站，套一句民法用語，叫做「債務不履行」中「不完全給付」的「瑕疵給付」，簡稱跳票爭議。

東岸商場爭議，涉及前後任廠商合約問題，謝國樑市府的處置方式引發前任廠商不滿並大動作抗議，一度成為全國焦點，也讓輿論朝「清算前朝」的方向發展。

青鳥運動，是2024年新國會就任後，於五月賴清德正式就職後，因藍白陣營提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修正案，引發擴權疑慮，促使民眾集結於立院周遭抗議，最終隨著藍白人數優勢過關、戰場轉移至憲法法庭而暫歇。

這三項事件，為何最終無法讓拆樑案過關？大環境的因素是一個，也就是基隆的政黨結構，是藍大於綠，有著基本盤優勢；戰術的因素是一個，也就是國民黨的反罷，在刺激藍白支持者的投票動力上，至少與拆樑團體方面相互抗衡。

從最終票數來看，謝國樑獲得的不同意罷免票，約八萬六千票，2022年市長選舉的得票數則是九萬六千票；罷免同意票為約七萬票，若以2022年民進黨蔡適應的得票七萬一千票相比，則約略相等。在總投票率上，2022年市長選舉是60％左右，2024年的罷免案則是50％，在相差一成的情況下，拆樑團體催出的投票動力，確實贏過藍營，但可惜不足以推翻藍營的基本盤優勢。

國民黨戰術的選擇，與之前幾起主要罷免案相互對照，可以獲得一些有趣的觀察。

二、拆樑與罷韓、罷捷、罷Q的一些異同

過去數年，台灣社會經歷過的主要罷免案，有韓國瑜、黃捷、陳柏惟等四項投票。其中國民黨在罷韓與拆樑是防守方，在罷捷與罷Q則是進攻方。

先從進攻方來看，高雄鳳山綠營較有優勢，台中中二選區則是國民黨與顏清標家族的優勢區。時任無黨籍鳳山區議員的黃捷，過程中獲得綠營支持者的肯定，罷捷團體主打的萊豬等議題無法激起多數共鳴，且一度傳出使用性別歧視等人身攻擊字眼，引發反感，最終罷捷失敗。

罷Q的部分，在顏家傾巢而出，誓言要奪回立委席次的情況下，時任台灣基進立委的陳柏惟，雖透過苦行召喚出反罷方的投票動力，但在與民進黨不論是文宣或組織的配合上，卻呈現出詭譎的不協調感，最終以四千票之差，罷免案過關。

至於罷韓，可簡單歸納三個關鍵變數，一個是韓國瑜宣布選總統，違背自己承諾當落跑市長；另一個公開嗆聲選民「放馬過來，林北等你」，徹底激怒高雄市民；第三個則是在判斷大勢已去後，呼籲支持者不投票，因而促成最終九十三萬票同意，兩萬五千票不同意，亦超過市長當選的八十九萬票紀錄。

回顧上述四項罷免案，無論是進攻方或防守方，關鍵都在於激發己方的投票動力，然而不管進攻方是哪一個政黨，都必然訴求「施政／問政不力」，作為罷免的核心正當性，同樣有趣的是，從結果來看，「施政／問政不力」，反而不是核心的動力；讓己方支持者出門投票的力量，是「有沒有被激怒」。

如果說韓國瑜錯誤的激怒了對方的支持者，對比基隆，國民黨則是聰明地選擇了一個人物來激怒己方的支持者：前市長林右昌。一邊是讓謝國樑維持低姿態，一邊則是將拆樑方的攻勢，都連結到林右昌的「復仇」意圖上，營造成藍綠對決的態勢，既降低了政治冷感中間選民的投票意願，也讓藍營支持者產生對手「輸不起」的憤怒感。最終在雙方戰術皆正確的情況下，回歸到基本盤的態勢，決定最後的結果。

三、國民黨修《選罷法》提高門檻，恐適得其反

隨著謝國樑罷免案以失敗告終，外界多預料國民黨會「趁勝追擊」，與白營共同修正《選罷法》，提高罷免門檻，以杜絕後患。然而，這種公然展示心虛的作法，不只是賦予綠營支持者再度走上街頭，抗議民主倒退的理由，也會讓白營扮演關鍵少數，在新一輪的藍綠對抗中，左批藍右打綠，爭取游離群眾支持，不管長看短看，都是空。

假如國民黨在欠缺更正當的理由下，堅持並最終提高罷免的門檻，無疑是將努力年輕化、進步化的形象毀於一旦，「怕罷免」的印象烙印在選民心裡，也更加欠缺主動提罷免的正當性。簡而言之，「博壞驍（博壞賭）」的國民黨，實在不是讓人能大方驕傲對外宣稱的支持對象。

另一方面，即便開啟所謂的「大罷免時代」，最終也不會有真正的贏家。一如前面的討論，罷免比的是在基本盤的結構中，假定雙方沒有重大失誤的前提下，哪一方能夠動員出足夠多的「激怒票」，所以罷免從成案到最終投票，必須不斷地尋找憤怒的理由，但真的有那麼多足以憤怒的理由嗎？諸如東西方兩大歷史事件，東方努爾哈赤討明的「七大恨」，只有第一個明皇帝殺了自己父親與祖父的恨是有夠恨，其他六個幾乎雞毛蒜皮；西方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宣言，講一大篇的重點也只有老子繳錢卻沒有代表，其他根本微不足道，更何況是當代的民主社會？

最重要的是，罷免從成案到投票，法定日程雖然約兩個月，但為了讓之前的階段連署過關，往往會從當選那一刻便啟動，累積憤怒能量，到就職滿一年後尋找時機發動。依台灣社會「一次只能關注一個事件」的氛圍，如果出現罷免遍地開花的現象，最終只會有極少數獲得全台關注的選區，有可能會成案通過，其餘都會默默地失敗。但過程中所消耗的人物力、議題互打帶來的情緒代價，長遠來看，可能都會產生相對明顯的負面效果。

綜合以上的考慮，或許是時候思考，「罷免2.0」的修正方向。

四、罷免條件應區分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理由

支持《選罷法》修正，並不是支持國民黨那種「贏了就不讓你翻盤」沒品理由，這是要特別強調再三的。《選罷法》應該要修正的理由，是要顧及「行政穩定性」。

現行的《選罷法》，從罷免議員到罷免市長，都是同樣的流程，同樣的門檻，但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權限與職責，卻有很大的不同。無論是立法院或地方議會，除了極少數的縣市之外，都是兩位以上的民意代表在審查提案與監督政府施政，權力有限；然而行政首長則負有指派、領導局處首長的責任，以台北市為例，光局處一級機關就有31個，每一次權力更替，僅僅人事任命，就是重大工程，用同一套標準來進行罷免，未免有失公允。

在「行政穩定性」優先的思考下，對於《選罷法》的修正，或許可朝向「行政嚴，民代寬」的方向，更具體一點來說，假設民代標準不變，但行政首長的門檻可提高，例如「罷免同意票須超過市長得票數」。從罷韓的前例來看，在過程中，國民黨一方確實不停釋放「如果罷免同意票沒有比市長得票高，則不具備正當性」的論述，隨著最終結果的出爐，這個聲音不但自動消失，從普遍角度來看，也是讓「少數否決（沈默）多數」的論述不攻自破。

拋開藍、綠、白等政黨區別，面對罷免議題，或許可以從罷韓到拆樑這段時間累積的經驗中，思考讓台灣民主可以更穩定也更強化民主意識的精進方向。

作者是一個離大學很久，沒吃過校門附近胡椒餅卻意外很想念的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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